“一带一路”PPP与中国海外投资

  • 来源: | 2018年05月15日 09:43
摘要:

二是对于“一带一路”的延伸。原来“一带一路”建设人为地画了一条线,沿线一共多少个国家,变成了一个固定的范围。不在这个国别名单里的,就变成了局外人。我们跟美洲国家谈合作,很多国家政府主动提出“一带一路”向美洲延伸诉求。比如中国跟南美国家经济互补性非常强,这次“一带一路”峰会,就有阿根廷、智利等南美国家的领导人积极参加,他们就成了“一带一路”的参与国。这有利于一带一路建设在全球更广的范围得到理解、支持和参与。我们也呼吁社会不同层面共同加强这样的呼声,能够带动全球的更多的不同国家、不同经济体的参与度。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我国与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合作稳步推进。根据商务部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的57个国家有新增投资,合计96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12.3%,比去年同期增加4个百分点。沿线非金融类投资额增长较快的国家有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俄罗斯,分别同比增长82.9%、68.8%、68.2%、34.1%。在“一带一路”沿线的61个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额967.2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57.5%,同比增长29.7%;完成营业额493.8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48.2%,同比增长7.9%。

当前,一带一路“PPP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已经成为全球广为关注的焦点。其中ppp模式得到普遍青睐,主要缘于两个因素:一是企业实现业务转型升级,投融资业务是众多国际承包商最显著的利润增长点;二是各国政府也越来越重视利用外国投资和私营资本发展本国经济,特别是借助PPP 模式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的意愿更加强烈。发达国家和拉美国家普遍采用PPP模式,并制定相关法律;尼日利亚、印度、印度尼西亚等亚非国家也纷纷推出PPP相关法案,采用该模式来进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投资也有几个鲜明的特点:一是相关投资和综合开发类项目逐渐增多,企业海外经营规模和效益明显提升。二是并购成为国际市场布局、优化业务结构的重要手段。三是企业探索以bot或PPP模式参与大型国际项目初见成效。随着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成长发展,一批有实力的企业凭借在技术储备、运营管理、资源整合等、投融资等方面的竞争优势积极参与境外PPP和投资项目,并取得了成功的案例。例如,中铁建集团依托亚吉铁路经济带布局,中标埃塞四个工业园区项目,工业园建设已成为中土集团在埃塞俄比亚新的特色和优势领域。中建集团和中交建分别收购了美国知名承包商PLAZA建筑公司,澳大利亚John Holland建筑公司,成功进入欧美市场,实现了跨越发展。中国港湾采取PPP 投资模式的哥伦比亚马道斯高速公路项目,是中国企业在美洲地区第一个完全意义上的PPP 基础设施项目,目前正处于设计和融资闭合期。

根据我们对国际市场的分析研判,当前行业正处于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期;交通、能源电力、环保领域将吸引更多的投资和关注,成为企业未来参与国际基建的重点领域;投建营一体化将成为行业发展的“新常态”。在这样的国际市场大环境和趋势下,许多企业把握机遇,实现海外业务的提质增效。今天参与对话的企业都是在国际上具有实力和影响力的企业。他们很多已经进入全球最大的250家全球最大承包商的序列,也都实现了从承包商到投资商、运营商、开发商、集成商的转型。那么这种转型,也是许多欧盟同行企业的转型可持续发展之路。我们今天的论坛就从企业的角度出发,邀请各位嘉宾和大家分享他们在“一带一路PPP与中国海外投资”这个话题上的经验和思考。

中国交建海外事业部副总经理常云波

经过多年海外投资项目的实践,我们对于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推广PPP模式有一些思考想与大家分享。第一,我们需要确立一个正确的义利观。以前企业走出去更多考虑的是自身的利益,考虑怎么赢利。按照“一带一路”共商、共建、共享的丝路精神,建议更多要从项目所在国的政府、老百姓和社会的利益出发点去考虑,怎么契合他们的发展诉求,不能单纯考虑自己的利益。

第二要发挥企业和政府不同的功能。我们一直强调政府主导,“政府搭台,企业唱戏”。但是在PPP合作当中,政府和企业缺一不可,又相辅相成,所承担的责任和功能还要有所区别。不能把一个纯粹商业性的项目当成政府合作的项目去推动,反过来很多项目当前商业可行性比较差,短期收益不足,但是从国家间的利益,整体的社会利益和长期利益考虑有好处,就更多需要政府的一些支持,包括在政策层面、融资层面,给予更多的支持。要根据具体项目的不同特点、不同模式,充分发挥这两个主体的不同的功能,并有机地结合起来。

第三是大力倡导产融建营一体化合作。在企业之间、金融机构之间、智库和研究机构之间,形成通力合作,避免一哄而上,恶性竞争的现象。李参赞上午也提到了在中亚地区类似问题,企业之间一哄而上,形成恶性竞争,其实对彼此都是不可持续发展的现象。我们呼吁企业之间依靠优势企业的市场引领作用,加上政府的引导,包括在商会的统一的协调领导之下,大家拧成一股绳,从产业链上下游的角度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共同走出去,将整体优势发挥到极致。

我们也一直在向政府呼吁:一是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中交从企业层面,已经向政府相关部门呼吁两三年了。其实人民币国际化,从政府层面和金融机构层面推动的力度是蛮大的,但是怎么与工程承包企业走出去结合起来,跟实体经济结合起来,鼓励走出去企业使用人民币直接对外投资,融资,并给予信贷优惠和支持,才能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这不仅便利中国企业走出去,更重要是有利于走出去企业抵御汇率风险。现在我们同大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贸易往来都是通过第三种货币(美元)在交易,其实带来的风险、成本和交易难度都是双重的。

二是对于“一带一路”的延伸。原来“一带一路”建设人为地画了一条线,沿线一共多少个国家,变成了一个固定的范围。不在这个国别名单里的,就变成了局外人。我们跟美洲国家谈合作,很多国家政府主动提出“一带一路”向美洲延伸诉求。比如中国跟南美国家经济互补性非常强,这次“一带一路”峰会,就有阿根廷、智利等南美国家的领导人积极参加,他们就成了“一带一路”的参与国。这有利于一带一路建设在全球更广的范围得到理解、支持和参与。我们也呼吁社会不同层面共同加强这样的呼声,能够带动全球的更多的不同国家、不同经济体的参与度。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资本运营部副部长、原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吴万良

用PPP的模式助推“一带一路”是今天座谈会的主题,PPP项目全周期运作需 10-30年左右,在国内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闭合,经验和教训都不足。在“一带一路”上,推广采用PPP模式,会风险重叠,外经贸大学 PPP中心今天揭牌,,一定会在研究这方面有所做为。我多年从事国际工程承包,现在又做 PPP业务,体会颇深,分享大家参考。

第一点,海外业务在“一带一路”倡议下,迎来了一个很好的契机。但一带一路是个相当长期过程,采用 PPP模式,项目周期很长。这样国有企业就要有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种评价机制,目前对企业法人的考核一任最多五年,所以这一点上,作为外经贸大学 PPP中心,可研究一些更好的建议。

第二点,在一带一路上的国家中,有的项目,比如说孤立的机场、港口和铁路等方面,在没有形成网络,没有形成配套的时候,财务指标不高,达不到我们现在要决策的投资的 PPP的先决条件,需要探讨。但是这些项目,未来十年、二十年,恰恰是我们在“一带一路”上非常重要的有后劲的项目。这一点,也是企业在走出去这个方面面临的难题,主要是融资问题,外经贸大学作为在国际贸易当中的顶尖的大学,在这个方面能够具体研究一些解决途径。

第三点,用PPP的方式助推“一带一路”对中国工程承包企业走出去会有大力促进,但工程承包挣钱本身就不易,再靠投资和运营几十年把这个钱挣回来会遇到许许多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作为企业,作为专门从事海外业务的单位,你要有血本无归的思想准备。就是如果出现这个情况下,你能不能承受,这恰恰是紧扣会议的主题,就是说投出的钱有的赚了,个别也会有收不回来的可能,这个问题你要有所顾虑,一旦你想到这个事的时候,你在决策的时候就会头脑冷静和清醒。

第四点,用中国 PPP模式,参与“一带一路”的提法妥否值得商榷。我们可以说企业借鉴国际上通行的 PPP模式来助推“一带一路”,参与国际市场的分工和竞争,而不宜说,中国的 PPP模式。因为客观讲,中国的PPP模式有自己特色,是否适应国际化还有待检验。恰恰 PPP模式在国际上已施行多年,有成功经验,而且大致上说,80%左右的PPP项目,在中等和中等以上的较发达国家。大致上 GDP在人均 5千至 1万美元左右。在整个亚洲和非洲,这两块加起来,目前世界上的 PPP统计大概不到 20%,所以说用这个 PPP的模式在助推“一带一路”这方面,我们更要学习借鉴国际上的成功经验,更应是长期做国际业务的专业的公司走出去,更要有专业的经营和管理团队去执行,更需要像外经贸大学 PPP中心这样的专业机构来给企业提供更多的咨询。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国际事业部副总经理 吴继邦

中国中铁的国际项目从运作模式上看,经历过一些转变,从开始所谓借船出海,到自主承揽epc,再过度到EPC+F,在此过程中逐步转变到通过投资拉动承包工程和境外直接投融资(PPP和BOT)业务。我们意识到如果不做这种模式转变,企业国际业务就不会有好的发展前景。

在从事境外PPP项目的实际工作中,我们也碰到一些问题:第一,国内的支持政策还有监管措施分布比较散,企业要面对外交部、商务部、发改委、国家铁路局、国资委,外管局等;工作和批准流程比较长,有时甚至复杂,一定程度上影响项目推动的效率,能否找到一个相对集中的有效的统筹和协调机制。第二,央企境外投资,也面临一些风险(境外投资风险是一个很大的研究课题),今天聚焦在两个具体的风险点:一是外汇的风险。目前央企的境外投资业务很多分布在不发达国家,国内筹措的资金(贷款)是人民币或者是外汇,而境外PPP或者BOT等投资项目的经营期都比较长,可能持续20年、30年甚至50年,经营获取的现金流是投资所在国的当地币,汇率贬值风险比较大。为了规避当地币的贬值风险,有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投资和经营活动均可以人民币作为本位币。二是税务风险。我在国外从事境外公司管理工作二十多年,对这一点体会比较深。央企境外投资和经营活动首先面临当地的法律法规监管,尤其是财税政策监管。因为我们中国的财务体系跟境外的财务体系还是有所区别。据我了解,目前中国和大多数国家没有签订避免双重征税协定(涉及企业所得税抵扣和个人所得税缴纳),也并没有签订在社保这个领域的双边或者多边协议。中国企业在外面投资和经营活动,会面对双重社保和重复缴纳所得税,这样无疑大大加重企业投资的税赋负担和成本支出。这就需要国家有关部门提高对“走出去”企业在财税政策方面的扶持水平,为企业有序高效“走出去”提供坚实的法律与政策保障。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海外事业部副总经理 李慧

对外海外投资,近些年也是极其关注。中建的海外投资主要分为如下三类:第一类就是房地产业务。我们的美国公司已经在美国扎根30年,已经跻身于美国一流的建筑承包商和投资集团。他们业务除了跟踪PPP业务以外,也在美国本土和周边如巴哈马等国家跟踪房地产业务。我们阿尔及尼亚公司,现在是阿尔及尼亚分公司,因为阿尔及利亚有外汇管制的问题,只有外国法人的分公司才能享受投资优惠和外汇汇出。我们新加坡南洋公司,还有位于迪拜的中东公司都已经成功在当地开展房地产业务,我们在逐步探索进一步做大。

第二类就是PPP业务,尤其是“一带一路”国家的PPP业务。近些年来,我们一直积极探索在不同国家,不同行业的PPP。说实话一个PPP,这三个字母,含义非常深刻。不同国家的PPP完全不一样。不同行业的PPP完全不一样。从比较谨慎来看,对于不同行业的投资,应该是不同的投资团队来运作,但是对于央企,这个资源有限,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是一个团队在跟不同的行业。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在中巴经济走廊,有一个BOT旗舰项目,就是从海得拉巴到苏库尔全长300公里的BOT项目,项目投资总额约25亿美元,我们已经收到巴基斯坦政府给我们的中标意向函。但是由于现在巴基斯坦政局不稳,换总理事件,项目谈判有所放缓,不过我们跟巴政府的沟通还一直进行中。这个25亿美元BOT目前在中巴经济走廊中是最大一单。

第三类就是并购。我们美国公司在三年前并购了PLAZA公司,这个并购标的不太高,但是却给我们美国公司带来了每年近十亿美元的营业收入,这一单应该说非常成功。目前我们在澳大利亚,还有欧洲都在寻找目标公司,并且在密切跟踪中。

借这个机会,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一带一路”PPP项目中我们遇到的一些困难以及我们的一些体会。第一点就是政治风险,在海外EPC项目,政治风险不是特别明显,但是在海外投资中政治风险我认为是首要风险,我甚至认为占风险的50%。因为所谓的汇率问题,所谓的其他的问题都归根到底来自于政治,政治一旦更迭,政治任何一种变化,甚至会导致法律,以及各种社会关系的变化。我们的特许经营协议都是25年、30年,甚至50年,其实都是在赌投资所在国的政治。虽然我们会要求我们的协议有议会的批准,我们也会选择有双边投资保护的国家作为投资目的地,但是我相信谁都不想走到最后需要投资保护协定来救济的那一步。第二点就是国外很多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并不太理解PPP项目的本质。很多国家都在宣传使用PPP,一发招标文件发现全是PPP的,但去问他PPP什么含义,政府这个P能提供什么,他们都不知道。现在大量情况是很多国家认为这个PPP就是一种融资手段,这是完全错误的。不能把PPP作为一种融资手段。这样会导致什么结果?就是整个项目的风险矩阵非常不合理。本来风险矩阵合理是一个商业成功的关键,是整个项目投入成本最小化,对社会经济也是最有利。但风险矩阵不合理就会导致两个结果,一个是企业冲出去签了合同,同时抱着所有的风险;另外一个就是项目最终流标,现在越来越多的项目流标,主要原因就是业主设计的风险矩阵不合理。第三点是国内的银行融资,虽然说国内银行风险的确很大,但是对于典型的PPP项目应该是基于项目融资。而事实上国内项目融资难度很大,很多银行除了项目信用架构外,还要求提供母公司担保,这个母公司担保一方面背离了项目融资的实质,另外一方面对于央企而言提供难度很大。第四点关于基金,咱们关于海外特许经营期经常30年、50年,而事实上基金有天生的一个特性,一是回报要求高,这是必须的,必须给投资人有回报,有高预期才可能做这个基金;二是投资时间短,基金投入和产出时间比较短。而基础设施项目,特别绿地项目这两条都很难实现。我有时候跟搞基金的同事探讨,我说这个基金对于海外绿地投资是不是就有点不搭界?我怎么觉得这两方面就不能很好结合,或者说还没有想到怎么结合?最后一点,央企之间同质性比较强,所以导致可能竞争多于合作。但我个人理解是:海外投资风险大于收益,所以说还是应该首先分散风险,再考虑收益。所以这种情况下,我还是建议,国企之间应该携手合作,优势互补,这样才能实现利益共享,实现互利共赢。

中国电建集团海外投资公司副总经理兼总会计师 李铮

PPP项目风险确实非常大,我们将EPC比作走路,把PPP比作跑步。很多企业,如果连走路都没有走好,最好不要直接跑步。PPP不是大家一拥而上都可以,很多企业在国内的PPP做的风起云涌,为什么出去做一个赔一个,那是因为我们的环境和国内截然不同。

在“一带一路”的进程中,我个人认为,其实有很多很多的问题,由于我们在实操过程中走的比较早,其实刚才有的老总提出的问题,我们现在,包括研究中心,已经有一些答案了。第一,在海外做投资平台;第二,税收筹划,税收筹划有所解决,比如说很多跟我们中国大陆没有关税豁免协定怎么办,我们并不直接跟他签,我们也不寄希望中国跟他短期达成豁免协定,我们从总部投到香港,再从香港投到有豁免协定的国家,也就是通过三层架构,这样的问题就可以实现我们的关税豁免了,税收的收益,就可以解决这个了。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有一些汇率和利率问题,汇率我们现在很多在我们的海外投资的CA协议里,主要以美元来签币种,但事实上确实有很多国家实在是支付不起美元,他最后结果,虽然签的是美元,但是给的当地币,这是我给PPP发展研究中心提的课题,我们收到当地币,如何在境外规避风险。第二个,就是实操中,当履约完毕,拿到验收证明之后,如果到期没有收回外汇,那么中长期信用保险,立刻进行赔付,而对于海外投资,需要经过仲裁,至少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既然鼓励“一带一路”走出去,我们信保,国家在政府扶持上,能不能给予我们不要求更高对海外投资能否给予我们EPC相同赔付的效率以及等额,这是亟待解决的问题。第三个国家对EPC,EPC走过去,在企业强烈呼吁下,有很多优惠政策,比如在口行有两优贷款,它具有2%利率及20年期限,这是在过去的十几年几十年,拉动我们中国走出去之所以在海外拿到大量商务合同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我们有非常低息的政府优惠贷款,但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项目融资整个利率上,国家现在没有任何优惠,包括进出口银行;国家可以对EPC有扶持的政策,为什么不可以对我们BOT有扶持利率的政策,这个也是给研究中心提的第三个问题。第四个问题就是可能因为我长期在一线做实操,一直做海外投资,所以我感受有很多很多实操中的问题,很多项目所在国就要求你必须得给5%的资源股,这是常面临的问题。也就是有点像于EPC当中的佣金不一样,给项目政府所在国,在政府中如果不给干股,根本不给我们开发权。而我们央企因为可能走的比较早,从2006年到现在,这种面临的问题太多了。可是当我遇到这个资源股到中国政府的时候,中国政府说,你为什么给5%?为什么不是其他,我们需要进行评估,可以把这个作为捐赠,因为没有遇到过,需要进行用中国的有国际评级资质机构给你评估来确定,这种现行的制度让我们企业根本无法操作。

中信建设副总经理 刘桂根

中信建设与“一带一路”拿PPP来支持这个“一带一路”的关系,可以概括为四句话。

第一句话就是顺大势,中信建设在“一带一路”沿线做了一些布局。可能在座的企业都知道,中信建设在国内的份额非常小,曾经国外的份额应该达到整个公司的份额的90%,是在海外企业,在海外市场经营的企业。顺大势,咱们国家提出走出去战略,就走出去了。做的布局,像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埃及,阿联酋、伊朗等等这些中亚地区和东欧地区的国家,以及中东地区,已经做了一些布局,有一些了思想。有的完成很多项目,有的正在完成项目,有的目标市场定下来,希望尽快落实下来。

第二句话是接地气,就是探索了一些模式。这个模式从承包的形式,或者从投资形式,EPC、F+EPC包括PPP项目,包括直接投资的项目,公益项目等等。第二个从领域上,应该说基本上不包括这个,基础设施的工程施工投资,这是一开始的主业。之后渗透到农业、工业、地质调查、PPP项目。从合作角度看,其实我们跟国内的金融企业、基金,我们口行、工商行、进出口银行,还有保险,我们两个基金,中非发展基金和中非产能基金等等都在谈一些合作,基本是全方面。

第三个句话就是得回报,应该说成果还是比较显著的。前面也包括了这些内容,其实我们得到了当地政府的肯定,也给中国企业中国产品、中国人的形象增添了光彩。同时跟我们合作的这些企业,尤其是走出去的,刚才说在安哥拉是39家到现场的企业,在国内,包括我们光运输的物资,因为安哥拉物资非常匮乏,运输了470万吨,就是咱们打朝鲜战争三年,运了270万的物资,接近两个朝鲜战争运送的物资。这个大家都是收益,也为产能转移起到很好的作用。这个成果是显著的。

最后一句话,展望未来,应该还是要与时俱进,这个也适合中信集团的背景,中信集团有金融的背景,为响应“一带一路”,我们集团宣布成立七千亿的“一带一路”基金,中信建设也参与这个之中,应该围绕这个,利用这个基金,应该更多推广一带一路的PPP项目。

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投资部副总经理 陈开宇

从国家的层面和从国家各个部门的层面,我们看如何降低海外投资当中这些“一带一路”的风险。

第一个,引导一带一路国家做好战略规划设计,降低单个项目风险。

在整个大环境当中,国家能够做什么。这里举几个简单的例子,首先第一个,比如说我们接触到一个码头项目,建设规模几十亿美元,对方的期望值是很高的,希望我们华信一股脑把这个项目做起来,然后跟我们进一步洽谈油气领域其他这些领域的合作。但是单一码头项目风险极大?码头的存在价值,或者说任何一个基础设施都没有单一存在的价值,必须要成片或有足够的配套,必须要对国家兑此有一个成体系的规划。一个码头建设项目,必须后面要有足够的与码头相关的临港工业上的配套,交通上的配套,以及腹地纵深的产业规划。在这个过程当中,国家想要的是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从国家层面上,我们怎么来跟这些国家推广正确的产业规划与基础设施相配套的理念,并且传授一些成熟的经验,甚至于在国家层面上,给他一些引导和扶持。有了这样的一个完整的规划和战略,并且这个规划和战略是政策到位、配套充分的,在这个大的规划战略当中的具体项目,和单一项目相比,风险就会减少很多。再比如说有个国家邀请我们去做个小规模的油库项目,我们考察后发现,对方真正需要的并不是一个油库建设的项目,而是期望搭建一个国家石油储备体系。既然把这个油库作为国家储备油库来做,首先他就要有一个国家石油储备体系的规划,有一个完整体系才能做下去。这个层面的事情超越了我们企业的范围,这个是需要国家的部门来做的。

第二个,向一带一路国家传导自贸区联盟的理念,通过自贸区把一带一路国家与中国联系在一起。

通过各个国家的自贸区实现理念上的相通。很多的国家向我们提出来,希望我们在他们国内建开发区招商引资,我们后来给他们反馈的一个基本理念就是,不要做简单重复地的开发区,要做就做自贸区,我们国内已有很成熟的自贸区体系和经验。如果说一带一路上有很多的同一标准,互信互认的自贸区,形成一个自贸区联盟,那么整个一带一路上的物流、资金流都非常好地连接起来,同时,并且在自贸区联盟的这个体系里面,我们可以设计与物流对应的人民币实现自由兑换。简单进行人民币与一带一路国家货币的自由兑换很难,但在自贸区联盟这个体系里头,有实物贸易背景的人民币自由兑换是可以做的,而且反过来可以推动一带一路上的。在此基础上,实物贸易与金融的结合又可以衍生出非常多的产品出来。这属于一带一路顶层设计的事情,这是需要我们国家,国家层面上去努力思考,是去努力推进的一些事情。这样的顶层设计可以降低前面所说的单一项目风险和外汇风险。

第三、抱团出海更需要多种不同类别的企业互相抱团,向用户提供包含多重功能的综合服务方案。

大家都在谈抱团,似乎中资建设企业互相抱团就可以避免互相恶性竞争,但却忽略了终端用户也就是一带一路国家的需求。单一功能、单一目的的抱团是很难的,说起EPC,所有施工企业都想抢,怎么抱团。终端用户也希望出现竞争,能够降低成本。蛋糕就一块,怎么抱团都分不到多少,那么索性一起把蛋糕做大吧。这种环境下,我们需要各种不同类型的企业互相抱团,向一带一路国家的终端用户提供多重功能的一揽子服务协议。比如,我们去争取的不是一个码头的EPC,而是直接提供了包含了码头、铁路交通、园区开发、产业升级乃至文教卫生、金融方案等多重功能的服务包,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抱团的企业就可以拿到任何一个项目的EPC,而且整体风险还降低了。这需要国家与国家层面的工作,需要有关部委的顶层设计,也需要多个不同类型的企业互相抱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