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从“孙楠教子”反思PPP立法的基石

  • 来源: | 2019年01月15日 11:09
摘要:

PPP最近虽然很火,但也很浮躁,工作简单粗暴,表现是:直接引用政策法规,断章取义,随意曲解;下结论随意,分析简单粗暴,调查研究浮在表面;权威专家当道,信口一说,就被整个行业奉为圭臬,而不管复杂背景和各地区情实际。问题一堆,归根结底一句话,是因为PPP领域也没有形成深度发育的“政府-市场-个人”分工-合作体系,仍然在使用“国家-个人”分工体系下的简单粗暴工作方式。要尽快改变这种状况,需要一个平台,统一语境,还原背景,让知识在合适的生态环境中沿着其应有的逻辑自然生长,让专业人士向着自己最擅长的方向自由发展到极致。为此,我们联合业内精英打造了“大头针PPP问答平台”,提出“知识众筹“的理念,建设行业公共智库,推动行业分工——合作体系快速形成,进而推进整个社会层面的分工——合作体系的继续进化。

7月7日,李克强总理一锤定音,法制办要对ppp立法负责,PPP要的是一个立法,不要两个立法。这很让人兴奋,但是从过后有关部门发表的消息和解释中,可以看出有关部门也许并没有真正理解总理和法制办否决两个立法的深层次原因,还想用那张旧船票,重复昨天的故事。

前几天看到孙楠关于子女教育的一个演讲,震撼了很多人。从他的演讲中,我看到了分工背后的合作逻辑对人们影响是多么的深远。我猛然警醒,使我意识到,不说清分工背后合作的逻辑,看不到一个现象背后的隐性因素,是障碍我们看清事物本质,不能做出正确决策的根本原因。我决定梳理一下我对分工与合作问题的理解和思考,这也许是决定PPP立法能否走向成功的关键一步。

基本观点:分工与合作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我的基本观点是:”分工与合作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这些年我们强调分工的同时已经忘了合作在后面的重要作用。”我在这里用的”合作”,与我前面几篇文章中所谈到的区别于一次性博弈、长期重复交易的PPP合作不一样、,这里的”合作”的概念更一般化,不仅包括PPP合作,也包括一次性的和各种情形的“一般意义上的合作”。当然,“PPP合作”和“一般意义上的合作”本质是相同的,是完全可以在一个理论框架下分析清楚的。有人开始不理解,有人对我的观点表示质疑,说我这是与分工经济唱反调,是与全球一体化分工唱反调,是违背人类基本认知规律的。他们说,人类社会发展,就是一个分工不断深化的过程。我在人民网上关于PPP立法的三篇文章,重点谈的是合作的机制,改变了合作”不可动摇、不需解释、不需分析”的元概念特征。这篇文章站在更一般概念的角度谈分工与合作的关系,以使更多的人能够理解:解析好合作问题,是PPP立法中多么重要的事情啊。

让“合作”和“分工”一样也变成显学

说到分工,不能不说亚当?斯密。他在《国富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中,以大头针的制作为例说明分工是财富增长的动力和源泉。”像这样一个小工厂,虽然简陋,但是如果他们勤勉工作,每人每日就可成针四千八百枚,如果他们独立工作(而不是分工工作),那么他们不论是谁,绝不能一日制造出二十枚针来。”从斯密的论述中我们能够看到分工的魔力——分工能够产生价值。它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孕育分工的组织和市场有足够的体量支撑,社会有分工的习惯,比如在每个生产单元都是很小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的自然经济中,分工就没有足够的动力。

分工是以合作为前提的。如果大头针工厂的老板不能提供足够多的工作量和相应的报酬给他的工人,让他们吃得饱,穿得暖,他们有什么理由要把自己的时间用在这一单一的技能上?流水线上下游、员工和管理者之间、生产和销售人员之间都是深度的合作。这种分工的组织工作,就是一种合作的模式,老板把大头针的制作工序分成十几道,组织工人进行生产,对其进行技术培训,再组织销售人员和销售渠道把成品统一进行销售,改变了过去每个人都自产自销的小作坊状态,这是分工与合作导致生产效率提高的原因。

对于分工经济来说,仅有企业内部的合作还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整个社会制度化的合作,也就是需要整个社会都相信这样的逻辑:“分工会使得每个人过上好日子。”如果说能够把大头针分解成十几个工序,每个工序上的人(流水线上的工人)愿意为此付出自己的全部精力,这是建立在对某种东西的信任基础上的。那么流水线上的工人信任的是什么?是合作和合作背后的制度。也就是他们相信分工精神,相信整个社会是鼓励分工的,分工后的人与人之间是合作的,而不是对立的。鼓励分工是社会财富持续增长的根本原因。因此,分工导致的劳动力技能的单一是可以通过合作得到加倍弥补的,是可以在社会上生存得越来越好的。只要一个产业工人愿意在一个产业里专注更长的时间和精力,熟练程度和技艺水平不断提高,他的报酬会同比例增长。

社会分工是整个社会层面的合作,既需要企业制度作支撑,又需要社会制度作保障。我在前面文章中谈合作,之所以有很多人的不理解,是因为主流价值观过于关注分工而不是合作,分工是“显学”,合作似乎成了“玄学”。人们因为长期关注和推动分工,而忘记了与分工如影随形的合作。其实企业和员工之间是合作,市场和政府是一种宏观层面的分工,同时又是一种合作:政府负责维护市场和社会秩序以及提供公共产品,市场负责生产和销售私人产品和服务。

从“孙楠教子”看国家分工体系的惯性影响

孙楠说他的大女儿宝瑶换了四个学校,每个学校都找不到学习的乐趣,完全是对自己生命能量的耗损。最后,她选择了徐州一所名不见经传的非学历教育机构——华夏学宫,专门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孙楠身边不少人说他:“怎么能让孩子接受没有学历的教育呢?没有学历,就是国家不承认的教育,高考怎么办?出国谁给开证明,谁给盖公章?”人们对制度环境的依赖已经到了如温水煮青蛙而不自知的地步。

其实这种反抗体制教育的行为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著名童话作家郑渊洁就非常反感体制教育的呆板和扼杀天性。他的一个孩子执意去了几天学校,结果被老师夸“听话”,他一怒之下便把孩子拉回了家。他的几个孩子都不去上学,他自己编教材,如法制教材《皮皮鲁的419宗罪》,自己在家教。他的大儿子就这样“毕业”了,当然毫无意外,他什么文凭也没有拿到,所以出去找工作到处碰壁。但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在得到一份无偿实习的工作后一年的时间便脱颖而出,做到了公司中层。这种与现行教育体制“不合作”的胜利,实际上是违反《义务教育法》的,因此,尽管有郑渊洁这位名人示范,一般人也不敢效仿。

我的女儿也有过相似的经历。她算是传统体制中的好学生,大学毕业于211高校,参加GMAT考试几乎门门是高分,英文作文满分。但是当她知道了孙楠先生说的这个不一样的学校的时候,她找到了一生的追求,决定放弃出国。我作为一个父亲,看到女儿终于找到自己一生可以托付的事业的时候,流下了幸福的眼泪。

相信很多中国家庭都有这样的故事和感触。但是大部分都是习惯性地选择了顺从体制教育,上公办中学、考好大学、读好专业、拿文凭、最好再找个公务员的工作。孩子要是连个国家承认的正式文凭都没有,怎么找工作啊?所谓找工作,就是在社会分工中找到个好位子。每个人都已经离不开这个社会大分工体系了,占据有利位置的人当然乐得维护这个分工体系,很多人干得并不那么顺心,一副被绑架的样子,那也要死心塌地服从这个分工。这个逻辑确实强大!

公司在招聘员工的时候,最简单的办法也是先看出身,因为这是社会的分工带来的便利。一般人都会认为,有高考制度把关,能够考上北大、清华、211、985的孩子,至少智力不会差。但除了证明智力,好像也真的证明不了什么了。说到合理,那就更不尽然了。

我的同龄人多是80年代考的大学。在那时,考上大学就是“鲤鱼跳龙门”,意味着一系列脱胎换骨的身份改变:户口农转非、告别“地球修理工”的工作、当上国家干部、吃上旱涝无忧的商品粮……那么,考上大学这些优越性背后的保障是什么?是国家的制度,主要是用人制度。而现在完全不同了,除了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之外,国家根本不管用人了。可是,我们为什么还孜孜以求上公办、考公办、吃公家饭呢?这岂不是很“无厘头”吗?

“集体无厘头行为”常常体现着集体无意识。国家恢复高考是要唤起全民的学习意识,提倡重视知识的社会风气。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国家的用人制度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国家认可并任用转为市场认可并任用,而高考制度却仍是“国家——个人”分工体系下国家对个人能力单向认可的制度;但是很多人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这种思维惯性背后是对单一的国家分工体系的盲目依赖。

国家的用人制度改变了,按照道理说,教育也要跟着改变才对,可是我们的教育系统还是老套路,还是围绕着考上好大学作为对每个人的教育目标进行激励。改革开放之初的教育理念是很极端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但是现在这个社会信用缺失,道德沦丧,一个有能力有修养的人已经成为奇货可居的人才的情况下,教育本应该改变其教育的基本方向,可是大多数人似乎仍然持有让孩子考上大学、学好知识一了百了,万事大吉的心态。

人们对高考制度的认知几乎没有任何改变,仍然在盲目迷信着大学授予的正式文凭,盲目重复着我们这一代人对高考认知的美好故事。当你告诉他,世界变了,他揉一揉眼睛,睡眼惺忪地说了句,反正大家都这样,“天塌大家死,过河有矬子”。

改革开放后形成了“政府-市场-个人”分工-合作体系

社会大的分工是以大的社会制度做背景的,孙楠敢于把孩子送到非学历教育机构读书,虽然他可能不是从社会分工体系的变化来决策的,但他显然已经认识到:国家认可的教育已经不能给个人保障什么了,个人能够保障自己的,就是自己的能力和人品。

现在的社会分工体系已经不再是单一的“国家—个人”分工体系,而是一种更具有弹性和灵活性的社会分工体系——“国家——市场——个人”分工体系。市场通过企业和个人的自动分工,日益发挥对经济的主导作用,使整个社会迸发了活力。

在不知不觉之间,考上大学的意义也就与我们那个时代完全不一样了。过去考上大学就等于你和国家签订了一个终身的协议,现在大多数人要去和企业签订协议,靠自己的本事,解决自己的就业问题。国家仍然给个人以一定保障,但仅限于制度层面,如法定最低工资、强制社保医保等。

如果从分工与合作的角度去看改革开放,则改革开放前后的变化就是这样的:改革开放前,个人(主要是非农户口的个人,农业户口的人都在自治组织)与国家直接合作。打比方说,国家和个人的关系就是机器和螺丝钉、万里长城和一块砖的关系。改革开放后,国家与个人的直接合作变成了国家与市场的直接合作,或者说是国家通过市场与个人的间接合作。打比方说的话,就像大气和气垫船的关系。更严格一点说,国家和政府也进一步分离,国家基本不再从事经济活动,一切经济活动和合作行为均由政府出面与市场合作。因此,新的分工-合作体系便可描述为“政府——市场——个人”分工合作体系。

90年代以后的改革,主要任务是基本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纯市场主体(从法律上为纯民事主体)之间的分工-合作关系,完成私人产品市场化。随着市场对私人产品供给的增加,政府退出了私人产品的供给,变成行业的监管者和规则的制定者。但是并没有退出公共产品领域,仍然是公共产品的主要供给者。

目前这一轮改革,重点任务是理顺政府和市场主体(主要是企业,也包括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之间的分工-合作关系,完成公共产品市场化。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行为,主要属于非权力行政行为。从这个角度看,PPP的最重要使命便是推动政府减少对权力的使用和依赖,做好非权力行政行为的大文章,完成治理方式的转变和治理能力的提高。

PPP最近虽然很火,但也很浮躁,工作简单粗暴,表现是:直接引用政策法规,断章取义,随意曲解;下结论随意,分析简单粗暴,调查研究浮在表面;权威专家当道,信口一说,就被整个行业奉为圭臬,而不管复杂背景和各地区情实际。问题一堆,归根结底一句话,是因为PPP领域也没有形成深度发育的“政府-市场-个人”分工-合作体系,仍然在使用“国家-个人”分工体系下的简单粗暴工作方式。要尽快改变这种状况,需要一个平台,统一语境,还原背景,让知识在合适的生态环境中沿着其应有的逻辑自然生长,让专业人士向着自己最擅长的方向自由发展到极致。为此,我们联合业内精英打造了“大头针PPP问答平台”,提出“知识众筹“的理念,建设行业公共智库,推动行业分工——合作体系快速形成,进而推进整个社会层面的分工——合作体系的继续进化。